喬治·何克1915年出生於英國一個中產階級家庭,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是含著金湯匙出生的:在家裏有保姆照料,接受著貴族式的教育。早年,他循著三名兄長的人生軌跡,就讀于牛津大學沃德姆學院,攻讀文學。23歲時,何克大學畢業,急切地想要瞭解世界,他隨姨母穆里爾·萊斯特遊歷各國;他先獨自背包橫跨美國,然後和姨母在日本會合,接著到達中國上海。在那裏,他看到那些悲苦淒慘的景象,感到十分震驚。這裏的日本軍隊和他在日本剛剛告別的那些日本人迥然不同。他們焚毀四周的村莊,用刺刀挑死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城裏擠滿了饑腸轆轆和流離失所的人們,他們你看我,我看你,瘦骨嶙峋,忍寒受凍,相繼死去,唯一的生路是向侵略者屈服,揀拾廢鐵,供製造用於屠殺內地同胞的炸彈。何克來到醫院的傷兵中間,這些傷兵正死于饑餓和傷痛。他目擊成千上萬的家庭整個寒冬在石頭路面上棲身,有一條麻袋作墊的人就算是幸運的了。婦女在水泥路上生育,如果有一張報紙遮蓋身子聊以禦寒那就是萬幸了。
何克決定在中國逗留一些日子,實地瞭解中國人民和他們面臨的問題。到了他該去印度並接著回國的時候,他說:“對不起,姨媽,我不能丟下這些人。”他確實永遠沒有丟下他們。他帶著剩下的幾英鎊錢,啟程前往當時各方的中心——漢口市,一面擔任美國合眾國際社自由撰稿記者,一面開始學習中文。
當時,路易·艾黎正為“工合”事業奔波,需要人手。艾黎感覺何克“那樣年輕、幼稚,不知他能否在中國一片混亂中安下身來,不過在他那歡快的舉止後面,卻也可以感覺到一種堅韌和剛毅”。由於路染風寒,何克在八路軍中休養了一段時間,然後南下到寶雞“工合”辦事處。何克到了寶雞後,先後擔任“工合”的秘書兼視察員,並將所見所聞向國外進行報導。“哪里有‘工合’,哪里就有何克的足跡,他走遍了鄉村、縣城”。到1941年“工合”已發展到3000多個,成為抗日救援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國工業合作會(“工合”)是由愛德格·斯諾和路易·艾黎發起的,得到了宋慶齡的支持,促使國民黨繼續抗戰仍是“工合”的主要任務之一。安排難民,生產軍需和民用品,籌集資金轉送延安,“工合”有效地支援了中國抗日戰爭。喬治·何克以十二萬分的熱情開始了“工合”的工作。他給母親寫信說“現在是我為中國工作的時候了”!
何克所到之處,看到人們雖然生活艱難,缺衣少食,但無一不投入抗戰,這種精神使他肅然起敬,他對共產黨開始欽佩起來。之後何克見到了紅軍將領聶榮臻,聶將軍帶何克參觀整個地區,給他派了一個陪伴,四名警衛員……在另一個村莊,赫赫有名的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友好地接待了他。1945年由何克所著的《我看到了新中國》一書在美國和英國出版了。在此期間,他還陸續向國外發表了許多抗日見聞以支持中國抗日戰爭。
1941年路易·艾黎與喬治·何克在陝西鳳縣雙石鋪鎮創辦了培黎工藝技術學校,何克被任命為校長。在創辦培黎學校初期,何克作為雙石鋪培黎學校校長,他以延安的革命精神和八路軍的思想作風來管理學校,教育學生。他還經常教學生唱抗日革命歌曲,由於他的辛勤工作和出色的才能,使學校迅速發展起來。但是由於“工合”與國民黨關係破裂,學校受到特務的監視,同時國民黨逼迫學生們去參加“青年軍”,再加之當時路易·艾黎四處為學校募到的捐款也常常被國民黨截留,學校辦得很艱難。喬治·何克和路易·艾黎非常擔心學生的安全,何克當時總是提醒學生們晚上不要跑出去。於是,在1944年冬天,學校師生開始分批從陝西雙石鋪艱難搬遷至甘肅張掖山丹,其路途之崎嶇、條件之艱苦,常人難以想像,堪稱“小長征”。
在張掖山丹,何克和孩子們幾乎全靠吃窩頭、小米粥和土豆過活,山丹土地貧瘠條件鄙陋。沒有蔬菜,他們自己墾荒種菜,廖以過冬。何克認為在這個提倡“手腦並用”、重視理論聯繫實際的時代,學生的勞動觀點和文化理論學習同等重要。學校不久有了毛紡廠、棉織廠、機械廠、電器組、汽車運輸組、陶瓷組、化工組、造紙組、印刷組、玻璃組、採煤組、實驗農場。何克給母親信中說:“能把自己的一生和這些孩子聯繫在一起是很有意義的事。”
喬治是在山丹去世的。1945年7月22日喬治·何克由於在建設校園過程中(一說是在教導學生打籃球時)不幸感染破傷風,由於缺醫少藥,不治辭世,享年30歲。他臨終前要艾黎拿筆和紙來,寫下了“把我的一切獻給培黎學校”一行字。孩子們把書寫有他們自己姓名的校旗放入棺木,喬治·何克的這“大家子人”圍著墳墓唱起了校歌,行三鞠躬禮與他告別。艾黎和同學們把何克埋在了南門外的一小塊空地旁,希望他每天能聽到他們的歡聲笑語。他們把每年的七月二十二日這一天定為一個永久的紀念日,每到祭日,學生們便帶著好吃的飯菜坐在何克的墓前給他唱歌。每年此時總是陽光明媚。
喬治用中文寫過一首歌:“我們在山丹獲得新生,我們要堅持在這裏,一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天。”
喬治生於1915年2月26日,逝於1945年7月22日。
一部電影也許根本無法道盡喬治·何克短暫的一生。周潤發扮演的新四軍將領陳漢生以及楊紫瓊扮演的愛國商人本土女貴族Madame Wang,並沒有真實的原型,他們或許只是何克見到的中國人的縮影。電影中“何克”的新四軍戀人澳大利亞自由主義護士麗的原型是當年何克患傷寒時救護、照料他的凱薩琳·霍爾護士,她是由新西蘭教會派駐支援中國的,當時經常將急缺的藥品冒險送到白求恩大夫手中。在真實歷史中的他們並沒有相戀。
雖然影片的片名叫做《黃石的孩子》,但在現實中,這裏的“黃石”卻並非人們誤以為的“湖北黃石”,而是陝西鳳縣的雙石鋪(在英文中Shuangshi與Huangshi發音極易混淆),所以,這部《黃石的孩子》在現實中應該是《雙石的孩子》。
無論怎樣,正如何克在五臺山見到的白求恩是連接中國人民和加拿大人民的紐帶一樣,何克也是連接英國人民和中國人民的紐帶。愛一旦超越國界、種族、政治等因素,就能夠真正成為全人類共同的語言.
何克與艾黎陵園位於山丹縣城南門外,仿西式建築。正前面為大理石貼面的照壁,面外嵌有楚圖南書寫的“艾黎與何克陵園”園名,裏面鑲嵌了鄧小平題寫的“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永垂不朽”13個鎦金字。陵園最初是甘肅省人民政府為紀念培黎工藝學校的創辦者喬治·何克而建,根據路易·艾黎的遺願,1988年4月,艾黎骨灰安放園內,更名為艾黎與何克陵園。艾黎與何克陵園已成為甘肅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和享譽國內外的人文景點。
本文取材自路易·艾黎所著的喬治·何克生平傳記:《從牛津到山丹——喬治·何克的故事》。
甘肅山丹祁連山腳下,英國人喬治·何克的墓碑默默無聞地樹立了63 年。 上世紀40年代,何克帶領著60 多名中國孩子躲避戰火,從陝西雙石鋪出發,翻山越嶺2000 多公里,抵達甘肅山丹。1945年,他 在一場籃球比賽中受傷,染上破傷風,死時年僅30 歲。2006 年,加拿大出生的導演斯波蒂伍德來到中國,把何克的傳奇故事改編成電影《黃石的孩子》。這時,中國人才逐漸知道“喬治·何克”這個名字。 和何克一起成名的還有黃石。這是距離湖北省省會武漢70 多公里的一個地方級小城市,盛產煤,工業以冶煉鋼鐵為主。根據歷史記載,何克本人生平從沒涉足過黃石。湖北大野人探險隊重走當年何克道路,多方採訪證實,片名中的“黃石”是源自對新西蘭人路易·艾黎的回憶錄中“ShuangShi ”( 雙石鋪)的中文誤讀。 年過七旬的老人聶廣沛是影片中60多個孩子中“老四”的原型,也是何克在中國收養的四個兒子之一。他告訴記者,“在戰爭年代,從上海到武漢,當時的人不大可能到黃石去”。 黃石市將錯就錯,與這部影片捆綁在一起,當地政府熱情接待了劇組,並出資冠名了《黃石的孩子》。 3月31日,黃石為該片舉行盛大首映慈善晚會,邀請了國內100 多家媒體。羅傑·斯波蒂伍德、萊阿·蜜雪兒等主創人員當晚都來到這座小城。在中外合拍片歷史上,將全球首映禮從票房重地的大城市搬到內地無名小城,這還是第一次。但老人聶廣沛表示,他不會出席在黃石舉辦的影片首映禮。 《黃石的孩子》原名為《苦海》,投資5000 萬美元。製片人亞瑟·柯恩是奧斯卡歷史上唯一一個獲得過七次大獎的製片人,他的作品包括《放牛班的春天》、《中央車站》等。除在黃石取景外,劇組還奔赴甘肅、敦煌、橫店等多地。至於影片更名的原因,斯波蒂伍德婉言告訴記者:“黃石對這部影片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只是投資方不喜歡原來那個名字”。 3月27日,63 歲的斯波蒂伍德比其他演員提前3 天抵達北京。他瘦高個兒,皺眉頭,臉上沒有刻意的笑容。他對記者說:“你們一定在想,如果這個片子讓中國導演來拍會是什麼樣子。我可以肯定地說,當然會不一樣”。 尋找何克 不是東方國度的神秘、優美的異域風情,而是很少為西方人士所知的南京大屠殺事件,觸動了羅傑·斯波蒂伍德。 斯波蒂伍德出生在加拿大,他的青春時期在二戰後的英格蘭度過。他在10歲到12 歲期間,第一次知道了南京大屠殺,“和大多數孩子一樣,我是從課本中瞭解到的,這是中學教科書的一部分。” 1995 年,斯波蒂伍德查找了二戰期間與日本相關的所有資料,製作了一部關於廣島的電影《廣島》。他發現了一卷由一些普通日本兵拍攝的關於南京大屠殺的電影膠片,這些膠片被美國軍方收藏,上面佈滿灰塵,幾乎從來沒有人打開看過,“任何人看過這些影像,都無法忘記,太可怕了”。1997 年,他讀了華裔女作家張純如寫的紀實文學《南京大屠殺》,“我從中受到強烈震撼,特別是我看到關於中國的這部分歷史,這些是大多數西方人不知道的。” 電影原著為路易·艾黎寫的傳記書《Fruition》,中文翻譯為《從牛津到山丹——喬治·何克的故事》。編劇詹姆斯·麥克馬納斯(James McManus)原為英國《每日電訊報》駐北京記者。1985 年8 月,他在英國大使館俱樂部的酒吧無意間聽到一位年輕外交官說起何克的事情。隨後,他在中國採訪了多位當年與何克有交往的人,其中包括聶廣沛。麥克馬納斯重新整理素材,把何克的傳奇寫成劇本。從發現何克其人到2008 年電影公映,中間間隔了22 年。 但是,劇本和史實之間還是有很大距離。斯波蒂伍德告訴記者:“我們只知道何克曾經在中國看到過日本軍人做過許多殘忍的事情,但是我並不清楚他是否親歷了南京大屠殺。何克的確因為感染破傷風而去世,但並不是在途中感染的,也不是在到達山丹之後馬上去世的。改編的時候,我們拋棄了許多枝蔓,把一些時空做了混合,讓故事更加戲劇化,衝突更強。” 2002 年,斯波蒂伍德開始著手《黃石的孩子》的劇本創作,尋找製片人、投資人。直到2006 年下半年,他才第一次踏上讓他魂牽夢繞的中國。該片內地製片人、CAA 公司總經理羅異告訴記者:“受這部影片影響,變化最大的人肯定是導演,你可以想像,一個從來沒來過中國的外國導演,一來就在甘肅呆了3 個月,見了15000 多個中國孩子,跑遍了大半個中國,去了昆明、南京、敦煌、蘭州;他精神狀態會是怎樣?” 到達南京時,斯波蒂伍德幾乎看不到這座古城曾經受過摧殘,“這裏完全就是一個重新建立起來的現代都市”。劇組根據博物館中保留的照片資料,重新搭建當時的南京古城,耗資上百萬。 走進中國的英國心靈 “這是一個人的歷程,發生在一個與我們迅速壯大的英國截然不同的世界,它挑戰了我們對英雄人物的傳統標準和假想。”2007 年感恩節那天,斯波蒂伍德對電影中原型何克作了如是評價。 2006 年,斯波蒂伍德帶著百餘人的劇組重走這名傳奇英國青年的“中國之路”,從上海、南京、橫店,到黃石;穿過雪山、戈壁、沙漠,走上絲綢之路,最後抵達了山丹。“我們穿越絲綢之路上崎嶇不平甚至是幾乎不可能通過的雪山,來到了戈壁沙漠的邊緣。這是一次很好的機會,讓我們把當年何克的心路歷程重新走了一遍。”他說。 電影重點講述了何克帶著60 多個孩子躲避戰火的過程。斯波蒂伍德說,“可能沒有喬治·何克,這些孩子也能存活,但他們會處於饑餓和絕望之中,像蒼蠅一樣。何克不僅在物質上幫助了他們,更從心靈上征服和拯救了他們。他帶領他們行程千里,這是一個巨大的工程,不僅是身體上的,更是精神之旅。” 好萊塢新貴喬納森·萊斯·梅耶斯跟隨斯波蒂伍德一起上路。這位英俊的小夥子,扮演跟他背景迥異的英國年輕人——喬治 ·何克,後者中產家庭出身、牛津大學畢業,而他本人從小在愛爾蘭孤兒院長大。梅耶斯告訴記者,他來過中國三次:第一次是他19 歲那年,去了西藏;第二次是拍攝《碟中諜3》,只呆了24 個小時就急急忙忙走了;第三次就是現在拍這部戲了。而他的英國老鄉何克卻永遠留在了中國。 在路易·艾黎的傳記中,何克是個幾乎完美的人。但斯波蒂伍德給喬納森這個角色設置了性格缺陷:自私,只想當戰地記者滿足自己的虛榮心,不願給這群孩子當保姆;他在陌生環境中不知道怎麼生存??“這並不是另一個辛德勒的故事,我想表現的是,在那樣一個殘酷的環境中,每一個人會發生怎樣不可思議的改變,何克和孩子們在一起成長,而這個成長的過程比戰爭更殘酷。”導演說。 劇組開機,斯波蒂伍德和演員在甘肅敦煌蹲了1 個多月。每天都泡在黃土風沙中,皮膚非常乾燥,梅耶斯幾乎扛不住了。由於氣候反差非常大,他病倒在途中。但導演要求非常苛刻,堅持讓他帶病工作。男二號周潤發似乎要幸運很多,面對惡劣的環境,他輕描淡寫地說道:“拍這部戲是挺好玩的。我們在甘肅下雪的地方拍,還在很遠、很乾燥的敦煌拍。”在福建連城拍攝時,因為山路狹窄濕滑,一輛配電車在行進中掉入旁邊的水溝,摔得四腳朝天。 此次拍攝,斯波蒂伍德邀請了華語影壇頂級明星周潤發、楊紫瓊出演該片的男、女二號。周潤發在片中扮演新四軍軍人陳漢生,他救了何克。他在南京解救了被日軍俘虜的英國記者何克。雖然兩人的思想截然不同,卻在帶著一群孩子的逃亡途中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誼。 4年前,周潤發收到導演邀請出演片中新四軍軍人陳漢生。斯波蒂伍德親自把劇本送到周潤發當時拍片的劇組。“我不知道為了給我劇本,他跑了多遠。因為他對這部電影的熱情,我最終無法拒絕他。”周潤發說。 今年3月下旬,周潤發在香港首次舉辦了個人攝影展,記錄自己從影多年的歷程。其中的得意之作就是斯波蒂伍德爬在攝影機後面努力奮戰的工作照。周潤發告訴記者:“我把他每一條皺紋都逼真地抓拍下來,包括他的滿頭花白頭髮。”楊紫瓊在影片中扮演遊走黑白兩道的女商人,犧牲自己幫助何克和那群孩子。只用了一周時間,她拍完所有戲份。她告訴記者,這次出演完全是出於報恩,“我很感謝他,當年給我了這麼好的機會;還有發哥,他難得能在內地拍戲。” 10年前,斯波蒂伍德曾邀請楊紫瓊一起合作《明日帝國》,他是首位起用華人女演員的007 導演。這部影片奠定了楊紫瓊在國際影壇的動作女星地位。再次見到斯波蒂伍德,楊紫瓊直言不諱地告訴記者,他的狀態非常疲倦,“後來我才知道,他居然去甘肅、敦煌呆了兩個多月,很辛苦”。當年,斯波蒂伍德執導的《明日帝國》創下007 系列最賣座的票房神話。這位闖蕩好萊塢的英國導演還和施瓦辛格合作拍攝過《第六日》,一直以動作片見長而享譽影壇。 為什麼一位好萊塢導演要選擇一部可能並不暢銷的人物傳記片,並花費了長達8 年時間準備?斯波蒂伍德如是回答:“我以前的大部分商業片,都比較簡單,但這部電影的讓我們在拍攝過程中,感到心靈一次次地受到衝擊。” 遠離好萊塢 “你和我都受過良好的教育,有奢侈的理想。麗不一樣,她出身底層,她看到這些苦難的人,只是出於人的善良本能想要幫助他們,一旦做不到就陷入痛苦。某種意義上,她比我們更像中國人,骨子裏對苦難都有堅強的忍耐力??” 這是電影中新四軍陳漢生對英國青年何克說的一段對白,是整部影片的點睛之筆,也是斯波蒂伍德試圖表達自己對中國人的理解。和主人公何克類似,導演斯波蒂伍德也有著“奢侈的理想”。 “如果把這個劇本交給好萊塢製片廠,我會得到更充足的資金和更大牌的演員,但是我將失去自由,最終我選擇做一部獨立影片,這樣我就可以更充分地表達我個人對那段歷史的理解。” 作為獨立製片人,他得保持冷靜,“好萊塢的流水線就是娛樂的、輕鬆的,一旦遇到觸及到內心深處的題材,就必須要遠離好萊塢。”斯波蒂伍德告訴記者。因為資金的緣故,這部電影從2002 年一直拖到了2006 年正式動工。 2006 年,斯波蒂伍德來到了中國,嘗試走中外合拍片的路子。但是這位好萊塢導演還面臨一個問題,就是如何拍出真正理解中國文化的電影。 中國一直都不乏中外合拍片,但缺乏的是真正理解中國文化的合拍片。中歐合拍《伯爵夫人》是真正意義上的首部合拍大片,由《英國病人》的男主角拉爾夫·費因斯主演; 華納公司在中國的合資公司拍攝了首部影片《面紗》,邀請好萊塢當紅小生愛德華·諾頓主演。兩部電影的背景可以換到世界任何地方。兩部合拍片最終票房慘澹,反響平平。 斯波蒂伍德劇組成員裏,只有五分之一是外籍工作人員,其他都來自中國的團隊,他們包攬了整部影片的攝影、燈光、收音、制景等重要工作崗位。“他們幫助我來認識中國,我也盡可能地接近中國,表達自己的角度,我很期待你們的反應會是什麼樣。”斯波蒂伍德說。 在電影中,斯波蒂伍德嘗試用非中國視角去瞭解半個世紀前的中國,這就是英國青年何克理解中國的視角。斯波蒂伍德說,“我喜歡拍攝一些充滿了人情味,還有一些政治的見解在裏面的電影”。 B=《外灘畫報》 R= 羅傑·斯波蒂伍德(Roger Spottiswoode) 找到了切入歷史的角度 B:8 年前就拿到這部電影的劇本,當時打動你的是這位元英國戰地記者的英雄故事,還是二戰背景下,中國南京發生的這些令人難以相信的屠殺事件? R:10 年前,我在拍攝紀錄片的時候,看到一些日本軍官拍攝的當時他們蹂躪南京時候的一些資料照片、文字,像任何一個看過這些東西的人一樣,我整個人就震驚了。我無法忘記我看到的一切。兩年之後,我一直收集這方面的資料,想要瞭解得更多,才得知何克那個時候在中國發生的故事。這個故事非常有吸引力,給了我一個可以切入這段歷史的一個很好角度。 B:喬納森認為拍這部電影讓他從一個男孩子變成了一個男人,你怎麼看? R:喬納森一直喜歡對媒體說,他對這部電影幾乎是毫無準備,而且一路上經常會出戲,他還發現他本人並不擅長和孩子們打交道,自己過於自信,太年輕。事實上,我們看到的他完全是另外一副樣子。他工作非常努力,早就提前做了很多功課,他和孩子們呆在一起時玩得特別開心。也許他真的是在成長,也許是他喜歡想像自己還沒做好準備,還努力得不夠多。但是這真的很有意思。 B:原本選定的主角是布蘭登·弗雷澤,結果臨陣換來了喬納森,你開玩笑說,布蘭登發福了,沒有那麼胖的戰地記者,選擇喬納森是因為外形更加貼近嗎? R:我從來沒有開過這種玩笑,布蘭登是個非常好的演員,如果這部電影能夠在兩年前就能開機的話,他肯定會來演。因為資金的問題,《黃石的孩子》拖了很長一段時間才開機,而布蘭登為了這部影片整整等了兩年,後來他又要拍其他電影,我們才不得不去找其他演員。 B:你做了大量資料準備工作,怎麼理解這場西方絕大多數人都不瞭解的南京大屠殺? R:其實現在的西方人也變得非常有見識,他們逐漸知道了那些遠離大眾視野的歷史,比如德國在二戰中的集中營、殺人工廠等。但是,對於日本人在中國南京犯下的罪行,比如當時每個日本士兵都參與了這場屠殺活動,很多人並不清楚。據我所知,德國已經承認大屠殺歷史,並道歉;但直到如今,日本人仍然覺得沒有任何道歉的必要,仿佛一切都沒有發生過。 好萊塢拍片就是娛樂而已 B:大家對您的印象深刻的兩部作品分別是《明日帝國》和《第六日》,都是典型的好萊塢式電影,而這次拍攝《黃石的孩子》,你為什麼拒絕好萊塢參與投資,而選擇獨立製片? R:偶爾拍一些好萊塢電影,會覺得很有娛樂性,很有趣、好玩。但是如果想拍一些我尋找了很久,又非常吸引我的題材、能夠反映深刻本質的東西,這個時候就應該遠離好萊塢,比如《生死豪情》、《廣島》、《世紀的哭泣》,以及《與惡魔攜手》等。其實好萊塢的那套拍攝方式,對於那些非美籍的導演、演員來說並不是舒服。所以,我一直在尋找發掘那些獨立於好萊塢之外的獨立資金,這樣才能讓我遠離好萊塢,獲得更大題材拍攝的自由空間。 B:好萊塢投資可能會限制你的發揮,那會給這部影片帶來什麼不好的影響? R:如果屈從於好萊塢的那套製作方式,它必須滿足大多數人的口味,需要把整個故事講得更加傳統、更加能夠有可讀性。這樣的電影出來,一定是比它本身能夠做到的更加簡單、傻瓜,而缺少挑戰性。 B:作為導演本人來說,你已經習慣了塑造好萊塢007 系列的英雄人物,這次何克這個英國戰地記者的形象又會被塑造成怎麼不一樣的英雄? R:他只是一個記者,在日本入侵戰爭爆發時來到了中國,他目睹了這場戰爭的真實狀況。他逐漸變成一個老師,創辦了一個學校,帶著一群孩子步行穿越了中國的絲綢之路??他不同於邦德這樣的動作明星英雄,我只是覺得這個人物身上非常有魅力。 B:發行方也特別希望該片能夠競爭奧斯卡,你個人覺得這樣的題材是否順應了奧斯卡的口味? R:在我看來,奧斯卡是無法預測的。順其自然吧。 B: 很多人把《黃石的孩子》和《辛特勒的名單》相提並論,你怎麼看待這種比較? R:我不認為,也許何克願意把自己和辛特勒來作比較,但我不相信自己這部電影和《辛特勒的名單》有可比性。我講述的只是關於一個不平常男人很小的一個故事,在這個男人自己看來,他非常普通,沒有任何英雄氣概。我覺得他的個性非常迷人,是和辛特勒截然不同的人。 我只瞭解到中國的皮毛 B:以西方人的視角,拍一部在中國戰火下發生的故事,對你來說,最難解決的問題在哪里? R:對於我來說,我不可能變成一個中國人,然後拍出一部真正的中國電影。雖然我有非常優秀的中國團隊在幕後支援我,有很優秀的中國導演,包括非常出色的攝影師趙小丁。但我還是不可能變成中國人。對我的來說,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盡我所能地接近中國。 B:要把一段真實的歷史搬上銀幕,對你而言,最大的困難在哪里? R:時間是最大的敵人。在僅僅2個小時的電影裏,怎麼才能講述一個人的一生,或者這個國家很多人的生存問題?這是件讓人很容易退縮止步的事情,你會在很多地方不可避免地失敗,這個電影會感覺不夠徹底,有太多的遺漏超過了可以表達出來的東西。 B:如果這部影片讓中國導演來拍攝,會是什麼模樣? R:我覺得,不可能讓一個外國人變成一個中國人,不管他是說英文、法語或者其他語。和中國團隊一起工作,我希望這部電影能夠有一些對中國文化的共鳴情感表達出來。中國導演來拍這個題材,可能會變成完全不同的另外一部電影,或許他們會從孩子們的角度看,會更加清楚、銳利。 B:在你看來,這部電影的核心是內心的逃避,還是精神的救贖? R:在一個遙遠的國度,這裏的人民命運被改變,一切都變得不確定。但是何克發現,這裏的人團結在一起就變得強大,比他們單獨成為個體身上散發的力量更強悍。 B:拍攝這樣一部電影之後,你認為自己瞭解中國了嗎? R:在做這部電影的幾年裏,我才發現,其實我只是抓住了中國元素表面的一些皮毛,我很想瞭解得更多一些。所以只能寄希望於下一部影片,我能夠花更多的時間,來拍攝一部中國題材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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