吻仔魚的天空

 

 

本文是一篇書評，《鹿野忠雄》一書雖然是個人傳記，然而其內容涵蓋了台灣的昆蟲學、動物學、植物學、動物地理學、自然地理學、民族學、考古學，包括鹿野對台灣動物、植物、昆蟲、鳥類等物種的新發現與標本製作，危險山區的踏查，雪山冰河遺跡的提出，台灣史前文化層假說...，相當精采而豐富，著實令人著迷。鹿野雖然只有短短38歲的生命，但是他卻為台灣留下可觀的珍貴資料，因為身處戰爭時期，失蹤後他被台灣、日本兩地遺忘許久，後來透過日本動物學家山崎柄根完成他的傳記，又經過長時間投入高山地理探勘的民間學者楊南郡的譯著，終於讓我們重新看見鹿野忠雄。最後，本文對《鹿野忠雄》一書提出些許建議，並簡要對照鹿野精神與台灣學界的狀況。

關鍵詞 鹿野忠雄、冰河遺跡、動物地理學、雅美族、學術探險家

 

This article is a book review. Although the book <Kano Tadao> is a biography, it contains  entomology, zoology, botany, zoogeography, physiography, ethnography,  archaeology of Taiwan.  It's colorful, and attractive. Kano Tadao(1906-1945) was only 38 years old, but he left many valuable data for Taiwan. Since he was missing during the World War II ,  he has been  forgotten by both Taiwanese  and Japanese.  Recently, Japanese zoologist Yamasaki published his biography, and the folk scholar IuN Lam-kun translated it and footnoted it.  Kana Tadao eventually came to our lives.   I give this book some comments, and compare Kano spirit to the situation of Taiwan acdemia.

keyword Kano Tadao、Kar、Zoogeography、Yami、Academic Explorer

 

書名：鹿野忠雄──縱橫台灣山林的博物學者

作者：山崎柄根

譯者：楊南郡

出版者：台中，晨星出版社

出版年月：1998年9月（原著1992年，日本平凡社）

頁數：414頁

 

西元1544年，葡萄牙航海者經過台灣海峽，眺望這一塊太平洋中青蔥翠綠的海島，讚嘆地喊出「Ilha Formosa!」（美麗島），從此台灣進入世界歷史舞台。[1][1]列強開始覬覦這座美麗島嶼，數百年來頻繁的政權更迭，清楚說明了這點。

除此外，台灣的自然環境，因為劇烈的造山運動，雕塑出兩百多座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短短幾公里的水平距離，垂直落差可能達數千公尺，以致於北迴歸線經過的台灣，同時具有熱帶、亞熱帶、溫帶、亞寒帶不同的氣候，高山造成生態孤島，原本相同的物種被隔絕在不同環境中自行演化，也許這裡置身迷霧中，轉個彎卻晴空萬里。[2][2]在這樣的自然條件下，生態系統豐富且多樣，無疑地，這將深深吸引世界各國的自然探險家。

1840年鴉片戰爭後，清國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開始對外開放通商，其中，廈門因與台灣距離近，開始讓歐洲的探險家有機會進入台灣，1860年台灣開埠，又更加方便。也許基於軍事目的、商業利益或純粹學術興趣，他們採集動植物標本，並與台灣的住民有所接觸，並為文、著書發表，留下許多寶貴的資料。[3][3]

除了自然環境，面積不大的台灣島存在著許多不同的民族，包括鄭成功時代以後大量由中國移入的漢人，還有更早到達的南島語系民族，人種的複雜，增添了台灣的豐富性與神秘感，清國統治台灣的大部分時間，某些原住民族所居住的地區，被視為化外之地，清國統治之力不及的地方，部分原住民族盤據高山地區，且當時尚有出草的習性，以致這些外國的探險家其實是受限的。1895年日本佔領台灣，有計畫地討伐尚未「歸順」的原住民，[4][4]這才開啟台灣探險的另一扇窗，因為徹底的調查研究成為可能。

或許是日本的民族性，他們所做的調查詳細且認真，不管是在原住民族、動植物等各方面，都留下相當可觀、鉅細靡遺的豐富資料，反觀戰後台灣的學者，或是直接翻譯日人成果，或離日人當初的成果有一些差距。[5][5]隨著台灣政治環境的開放，撇開台灣被殖民的傷痕不談，日人所整理的資料逐漸被整理出來。若說到考古，移川子之藏、國分直一等人不少人知道；台灣的語言研究，小川尚義佔有不可磨滅的地位；台灣文化研究有伊能嘉矩；動植物方面的研究，近年來也被整理出來。[6][6]而自然探險家呢？鳥居龍藏、離奇失蹤的森丑之助以及1945年在婆羅洲失蹤的鹿野忠雄都是漸漸被大家提起的名字。

離奇失蹤令人扼腕，因為若沒有這樣的遭遇，他們將能為台灣留下更多寶貴的資料。

1939年出生，專攻動物學的日本山崎柄根博士於1992年為鹿野忠雄立傳，原著書名為《鹿野忠雄──台灣魅》，雖然是一本個人傳記，然而鹿野忠雄跨足了台灣的昆蟲學、動物學、植物學、動物地理學、自然地理學、民族學、考古學，在他短短三十八年的生命旅程，為台灣留下不少可貴的研究成果。

1931年出生的楊南郡，為從事高山地理探勘、文化遺址調查研究的民間學者，之前曾協助國家公園完成合歡越嶺道及八通關古道的調查研究，並於終戰50年後，一系列地譯註鳥居龍藏、伊能嘉矩、森丑之助及鹿野忠雄的相關書籍、資料。[7][7]與其說是翻譯，倒不如說這是一種投射，[8][8]將自己化身為這些日本時代馳騁在台灣山野的重量級人物，因為他本身的資歷，更補足了許多原著某些較不詳盡的地方。

 

《鹿野忠雄──縱橫台灣山林的博物學者》的開頭，先刊載楊南郡的〈與子偕行──鹿野忠雄與托泰布典綿延六十年的友情〉，[9][9]托泰‧布典是阿美族人，漢名陳抵帶，小鹿野五歲，曾擔任鹿野不支薪的助理，陪伴鹿野跋涉千山萬水，終戰後，擔任地方自治後花蓮縣壽豐鄉首任鄉長，住壽豐的光榮部落。[10][10]由托泰的口中，得知鹿野忠雄的一些故事，鹿野如何在台東認識托泰，鹿野採集、製作標本的方法，討厭日警的官僚作風，攀登處女峰，在志佳陽社托泰所遇到的羅曼史，...有些是原著沒有提到的往事，透過這篇引人入勝的開場白，將時空拉回日本時代的台灣山林。托泰說：「楊先生，你真的覺得鹿野忠雄先生還活著嗎？告訴你，我也是這麼想！八年前，我到日本探訪鹿野夫人靜子女士，她說她始終相信鹿野先生還在人世，他只是在叢林調查南島文化史，過度深入而忘記回來。」

後來，托泰向原作者山崎柄根推薦將本書交給楊南郡翻譯成中文。

本書共有十四章，各章節內容如下：

第一章〈站在紅頭山頂〉，是本書的開場白，紅頭嶼就是蘭嶼，鹿野第一次來蘭嶼時，只是個高等學校的學生，他發現雅美族人對鄰近的台灣十分陌生，卻對蘭嶼以南羅列的小島瞭如指掌。作者簡介了台灣各原住民族的風俗與習性，點出了鹿野對台灣原住民族的高度興趣，以及他愛冒險的個性。

作者並提及，鹿野高校時期，在泰雅族經常出草的危險地帶，帶著一位泰雅族青年沿路捕捉昆蟲，被幾位出差到山地的總督府官員遇到，官員勸他不要太深入山區，但是鹿野一點也不在意。後來，當官員完成全島巡察來到台南附近，又碰到了鹿野忠雄，鹿野很高興地告訴他們，台灣山區太好了，捉到很多新品種的昆蟲，官員卻對他說：「哦，你竟然還活著！本來以為下次碰到的話，一定是一具枯骨了。」

第二章〈希望成為昆蟲學者〉，從鹿野的家世講起，鹿野1906年出生於東京，讀小學時開始熱中昆蟲採集，升上中學後，大約每星期做三次的野外採集旅行，中學二年級暑假時更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單獨旅行到遠地，旅行回來後，整理出65種不同的蝶類，並發表在《昆蟲世界》雜誌上，這時，鹿野受到昆蟲學者橫山桐郎的賞識，在橫山那裡，鹿野學習昆蟲分類學以及閱讀歐美文獻的方法，1921年秋天，橫山把鹿野介紹給昆蟲研究者江崎悌三，江崎剛從台灣採集很多標本回來，讓鹿野感到極大震撼，江崎用熱情的口吻告訴鹿野，說台灣是地理學上未開之地，有豐富的熱帶昆蟲，美得令人眼花撩亂，而且還有獵首種族居住，讓鹿野十分嚮往台灣。[11][11]

1923年發生關東大地震，日本宣佈戒嚴，那時的日本剛經歷過大正民主時期，國際上一次大戰剛結束，俄國革命成功，因為有民心思變的危機，右翼勢力突然抬頭，利用戒嚴之便，將平日倡導無政府主義的大杉榮逮捕、殺害，使鹿野受到很大刺激，因為大杉曾翻譯《昆蟲記》。

1924年鹿野中學畢業，夢想著能去台灣升學，但當時台灣總督府高等學校只有尋常科而沒有高等科，為此，他畢業後暫時沒有打算升學，將雙親給他的旅費和投考日本高等學校的錢改成到南庫頁島進行採集旅行。

後來如他所願，1925年台灣總督府高等學校的高等科設立，於是鹿野決定來報考。

本章介紹鹿野的生平，也點出為何鹿野想來台灣，以及他反對政府官僚體系的原因。

第三章〈前往草創期的台北高校〉，鹿野在考試競爭中錄取了，由於是新學校，校舍尚未建好，加上校長交接，有一空檔期，他沒有閒著，跑去烏來、陽明山，還遠赴雪山西北側的霞喀羅做昆蟲採集。在宿舍時，白天在室內若發現罕見的昆蟲飛過去，就馬上從窗子跳出去追捕，動作迅速。不久他發現了一新品種，大家就封他為「昆蟲博士」。

1926年放春假後，鹿野幾乎沒有時間上課，把精力放在山地的昆蟲採集和民族調查旅行。足跡包括布農族卡社群、卓社群，鄒族達邦社的範圍，玉山，八仙山，恆春排灣族的龜仔角[ku-a-lut]社，由羅東沿蘭陽溪上至思源埡口西出大甲溪源頭到雪山東側，雪山等，除了採集昆蟲和小型哺乳動物，也開始注意原住民文化。那時因為台灣總督府剛實行五年「理蕃」計畫，使山地變得危險，他所走過的一些地方，其他昆蟲學者不敢來冒險，所以他都能帶回很多珍貴資料。

這時期，鹿野愛上一名泰雅女子，精神上希望自己成為泰雅族一員，為此他勤練體能，冬天時裸露上半身。後來鹿野在日本內地結婚後，還要求夫人允許他張貼這名泰雅族女子的相片在相簿中。

這時期鹿野開始閱讀華萊士(Alfred R. Wallace)的《島嶼生物》、《熱帶的自然》，提到台灣生物與喜馬拉雅生物的關連性，由這些著作，鹿野開始對生物地理學發生濃厚興趣。有人將在紅頭嶼發現的虎甲蟲送給鹿野，當時他尚未去過紅頭嶼，查了資料後，發現地緣接近台灣的紅頭嶼，採集到的標本卻是菲律賓系統的。原台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動物部長大島正滿[12][12]在1925年發表〈修正後的華萊士線及其意義〉，說明華萊士線在1923年被在菲律賓研究的學者梅里爾修正，延伸到菲律賓群島西側，大島認為有必要再向北延伸。鹿野表示他要解決這個問題。[13][13]

1927年，鹿野繼續穿梭於台灣山林，足跡又延伸到烏來再進去的福山、拉拉山[14][14]，大武山附近的排灣族部落，海岸山脈，由花蓮銅門走上能高越嶺道到霧社、梨山再接大甲溪越嶺道出谷關，鵝鑾鼻，...並於八月前往紅頭嶼，到達之後，鹿野被眼前這一群表情純樸、生活原始的人種嚇到了！這是他與雅美人的第一次接觸。[15][15]停留期間迷上了漁舟，也參與漁舟下水的祭典，做了觀察記錄。

因為鹿野如此熱中野外探險、採集，以致1928年要畢業時，校方發現他這三年上課的日子不及三分之一（不到一年），期末考試也未參加，本來要開除他，幸虧校長三澤糾愛才，決定讓他留級，而他是第一屆高校生唯一留級的。

留級的鹿野自然不會閒著，5月時計畫要從阿里山秘密潛入以南布農族「未歸順蕃」地界探險，[16][16]可惜出發前染上登革熱[17][17]而入院50天，一出院，就帶著尚未復原的身軀，連續攀登卓社大山、能高、奇萊，其中卓社大山的攀登，日警以「蕃情危險」拒絕入山申請，鹿野還費盡唇舌說服日警。後來又攀登中央尖、南湖、合歡群峰、畢祿。[18][18]除了登山，鹿野當然也採集許多標本。

這一年，他的一篇關於紅頭嶼雅美族大型漁舟的調查報告刊登在《民族》雜誌，這是民族學的專門性雜誌，而這時鹿野只是個高校生，理科專長的鹿野，開始跨足到人文科學的民族學。

1929年，留校察看的這一年上課日數又沒有達到校方的標準，但是鹿野已經向學界提出多篇論文，又自習希臘文和拉丁文，三澤校長認為栽培這樣的學生才算教育，所以讓鹿野畢業。[19][19]

確定能畢業後，鹿野三月又跑去南端的北大武，之後鹿野獨自去屏東霧台魯凱族阿禮社調查。

第四章〈台灣高山動、植物大探查〉，對台灣的大自然，以及鹿野出現之前的動、植物研究史做一回顧。小小的台灣島有從熱帶到亞寒帶四種不同的氣候，這在世界上非常罕見，且位於東南亞季風帶，降雨量年平均達2500公釐，因此植物繁茂，與日本相比，單位面積的植物種類數，台灣是日本的8.5倍。[20][20]植被提供動物良好的棲息空間，所以植物相的多樣，自然也使動物相和昆蟲相趨於多樣，以蝴蝶為例，台灣有410種，以單位面積言，台灣的蝴蝶種類是日本的22倍。哺乳類動物部分，台灣產的38種哺乳類中有29種是固有種或是固有亞種。這些都說明了台灣是昆蟲學和動物學上非常獨特的一個島。

根據鹿野後來提出的《次高山彙動物地理學研究》[21][21]指出，高山地帶部分，屬於「中國西部、喜馬拉雅山系要素」，因為地理上靠近菲律賓群島，所以有「馬來、菲律賓要素」由南方入侵，也有少數「玻里尼西亞系要素」，使台灣呈現各要素並存的情形。

接著作者介紹台灣的動物相調查，從1856年英國郇和(Robert swinhoe)開啟了台灣的動物調查，主要採集哺乳動物、鳥類、海洋磯石下的海洋生物。他也發現台灣的鳥類與日本、菲律賓較少關連，而與喜馬拉雅山系鳥類關連較多，華萊士的《島嶼生物》就引用了郇和的見解。

再來是英國海關稅吏赫布遜(H.E.Hobson)、拉圖雪(John D. de Touche)，採集鳥類、昆蟲標本為主；以及大英博物館委託的標本採集人霍斯特(P.A. Holst)。

日本佔領台灣後，1896年東京帝大理科大學動物科助手日人多田綱輔(Tsunasuke Tada)來台採集一年，以動物為主。

1902年德國人紹達(Hans Sauter)來台，四處採集標本，涵蓋鳥類、兩棲、爬蟲、魚類及昆蟲類，發現的新種很多。近年來埔里成為昆蟲標本集散中心，正是當初紹達所開拓出來的。

1903英國人年韋爾曼(Alfred E. Wileman)來台，主要是採集蝶類、蛾類標本。

1906年菊池米太郎(Yonetaro Kikuchi)來台，菊池因為捕獲帝稚而聞名，擅長剝製動物標本，採集以鳥類、哺乳類、兩棲爬蟲類為主。台北二二八和平公園內的省立博物館前身，台灣總督府博物館於1915年開館，其中動物標本有不少是出自菊池之手。

1906年松村松年(Shonen Matsumura)來台，他是日本及台灣昆蟲學的開拓者，他對台灣蝶類的命名，共有56種之多。

1907年素木得一(Tokuichi Shiraki)來台擔任台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事務及昆蟲部長，並雇用楚南仁博(Jinhaku Sonan，1908年來台)，除了標本的採集，也對植物病蟲害防治方面頗有貢獻。素木並曾參與台灣天然紀念物調查工作，也擔任過台灣博物學會會長。[22][22]

其他還有平瀨與一郎（貝類），山區駐在所巡查渡邊龜作（蝶類）、國語學校教師永澤定一（蝶類），黑田長禮（鳥類）、大島正滿（白蟻、淡水魚、蛇類）、江崎悌三（昆蟲）、加藤正世（蟬類）...等。

植物相的調查，則比動物相的調查更集中、更有組織。從1856年英國人郇和到新竹香山調查植物，[23][23]這段時間到日本佔領台灣前，台灣的植物調查都是英國人在進行的，日本佔領台灣後，東京帝大派遣牧野富太郎、大渡忠太郎和內山富次郎來台灣調查植物，標本大都由早田文藏研究整理，第四任總督兒玉時期本來因故暫時中止調查，後來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接受早田的建議，在殖產局內設「有用植物」調查部門，由殖產局技師川上瀧彌做主任，調查人員包括中原源治、森丑之助、佐佐木舜一、藤井清太郎、伊藤武夫、島田彌市等。森丑與佐佐木多次出入「蕃界」，可見他們的努力。這些成果都交給早田整理，於1911年發表《台灣植物誌資料》，1911至1921年以英文和拉丁文陸續發表《台灣植物圖譜》10卷。[24][24]

鹿野在台灣山林活躍的時候，中井猛之進、佐佐木舜一等人正朝植物分類學方面研究。鹿野本身對植物沒有像動物那麼熱中，不過也對植物做採集和觀察，這些標本在下山後都交給中井和佐佐木處理。

台灣博物學會於1910年成立，讓動物、植物、地質、礦物等自然科學研究者得以互相交流，而鹿野在加入台灣博物學會後，發表許多昆蟲方面的報導文章，使《會報》十分熱鬧。

第五章〈挑戰地理學上的空白〉，敘述1929年鹿野雖然獲准從台北高校畢業，但是他還想在台灣繼續踏查，而不考慮馬上回去內地（日本）升學。

3月才畢業，4月起就演出長達150天的野外調查，其中一部份是第二次造訪紅頭嶼。鹿野除了動、植物調查之外，也做民族調查，在高雄等船的時候，巧遇台北帝大土俗人種學教室的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等人，就一起行動。[25][25]當時的雅美族，生活仍然原始，幾乎是裸體狀態的雅美人，每天圍觀著這五人隊伍，對於外來者的動作都觀察得入迷，隊員一舉手一投足稍有失誤，則好像發現了新奇事物似地哄笑。因為雅美人緊跟著他們，每天為了找一個地方蹲下來方便都感覺困難。在紅頭嶼，他們待了一個月。離開後，鹿野照自己的計畫先調查海岸山脈，再轉入卑南主山一帶山區。

5月下旬，鹿野從現在台東延平的鹿野溪溪口入山，沿內本鹿越嶺道穿越中央山脈到寶來，再走關山越嶺道西側。這一帶是日本領台以來，布農族傳統上抗拒日警入侵的地方，沒有地形測量圖，地圖上是一片空白。沒有地形圖資料輔助，登山是件很危險的事，尤其走的地方又屬拉荷阿雷的勢力範圍。鹿野回到平地後，再從屏東來義鄉入山，訪查來義社和大武山下幾個部落，再繞到東海岸調查太麻里社（排灣）和知本社（卑南）。

7月加入台北高校的隊伍縱走雪山至小雪山的稜線，[26][26]8月鹿野走芃芃越嶺道（北橫前身）。

1930年，鹿野回日本，考上東京帝大地理科，原先下了許多功夫在昆蟲、動物及民族學，怎麼突然換到地理學去？作者指出，因為大島正滿提出華萊士線北伸的問題，鹿野經過經過實地調查發現紅頭嶼動物相與華萊士線有極大關連，為了進一步研究，自然地理學的研究室有必要的；另外，台灣山岳褶曲性山塊的特色，與日本山岳傾動山塊不同，也使鹿野想朝地形學方面研究。此外，當時的台北帝大並未設立自然地理學講座。

這一年他沒有來台灣，而10月發生了霧社事件。許多起事的泰雅族人他都認識，鹿野寫了一篇短評投給東京《朝日新聞》，暗示事件起因是官方對原住民的壓制，而當時日本統治當局把原因指向原住民傳統的迷信（獵人頭）。

1931年，日本生物地理學會發行紅頭嶼動物相專輯，大部分是鹿野的論文。這一年暑假，鹿野把目標放在雪山山脈和玉山山脈的地形調查，做為即將全面展開的台灣生物地理學調查和台灣原住民調查的預查，當時大部分的山區被禁止入內，鹿野以強硬的態度說服日警，而部分路線不在許可範圍之內，他則偷偷單獨進入。這幾次的登山行程，留下了記錄，10年後集結為《山雲蕃人》一書。[27][27]在日本時代，，玉山南峰以南，東側中央山脈心臟地區，因為有未「歸順」的布農族盤據，後又因中日戰爭及太平洋戰爭爆發，以致並未完成地形圖，[28][28]由此，更能體會鹿野這些踏查的困難度與危險性。

7月間有三個禮拜，鹿野溯行大甲溪到源頭，由環山部落登雪山主峰，這是他第三次登上雪山，並發現雪山地壘有很多冰蝕地形的特徵：圈谷和冰斗。鹿野成為台灣冰河地形第一位發現者，這在地形學上是一重大發現。

8月下旬，鹿野等人在玉山東峰頂附近發現了漣痕(ripple mark)，[29][29]這是沈積在海底的水成岩，隨著造山運動隆起，後來暴露在山頂附近。這也是非常重要的學術發現。

9月，他上東郡大山，發現地形圖上遺漏一條大河谷，決定要去踏查，他雇用三個布農人，並嘗試著過布農族獵人的生活，一起行動、分享食物、一起住獵寮。

第六章〈台灣冰河圈谷的發現──台灣與紅頭嶼自然地理學、動物地理學〉，首先介紹日本本土冰河是否存在的論戰。鹿野1931年登雪山時發現圈谷，證明冰河地形被保存下來，1932年正式向學界發表。1933年鹿野畢業，進入大學院（研究所）當研究生。

同時，他也計畫要做雪山圈谷地形的學術調查，想要對雪山一帶的動物相做調查，並與紅頭嶼的動物相做比較研究。

1933年5月鹿野抵台灣，先到海岸山脈採集鳥類，他選定台東附近的都巒山為採集地點。[30][30]出發前，在台東市區認識了一位阿美族青年托泰‧布典，成為後來鹿野的好助手。下山後，鹿野去紅頭嶼40天，做環島採集，其間也去火燒島（綠島）。回台灣後，鹿野去知本，經知本越嶺道走到屏東。

9月，鹿野接受台灣山岳會委託，為來台登山的地理學教授田中薰擔任嚮導，登南湖大山，他們在這一帶共找到12個圈谷。[31][31]

下山後，鹿野和托泰停留在卑亞南社[32][32]休養一星期，之後開始調查雪山地壘，他們由卑亞南社直攻桃山，從池有、品田縱走大霸尖山，再縱走雪山，完成首次聖稜線Y型縱走。[33][33]之後，從佳陽社（今德基水庫）登劍山，沿這條稜線走到雪山主峰；再由志佳陽社（環山）循雪山東南稜攀登。11月中旬開始飄雪，兩人差點凍僵，糧食也已吃光，就把剝皮做標本剩下的鼠肉煮食度日，飽食野味。這次非常豐收，一共發現了35個圈谷。

鹿野對雪山山脈冰蝕地形的研究寫成一長篇論文，從1934年起分期連載於《地理學評論》雜誌。

鹿野花很多精神，想要確認這些地形是不是因為冰蝕作用而造成，而這些問題，也用來思考台灣本島和紅頭嶼的生物地理學。從1927年8月鹿野第一次去紅頭嶼，採集到三種珍貴的象鼻蟲，而且是新種，就向學界發表，之後又發現另外三種。這些象鼻蟲屬於新幾內亞、菲律賓系統，有些綠島也有，但是台灣島沒有。那麼，這些動物是怎麼來到紅頭嶼的？陸橋，或者洋流、季風？心中有了一些初步構想，鹿野開始徹底調查紅頭嶼的動、植物相。

1935年，鹿野又前往紅頭嶼，同時調查植物生態學，結果他發現，紅頭嶼缺少台灣的優勢生物，因此，鹿野把華萊士線與梅里爾線又向北延伸到紅頭嶼、綠島與台灣之間，而這是透過實地詳細調查研究後得來的。

至於雪山的動物地理學，鹿野也做了垂直分佈的動物相調查，從而得到一個事實：台灣高山地帶有很多台灣固有種動物，但是低山地帶和平地的動物，很多則是台灣與中國共有，沒有固有種，也沒有固有亞種，此外，櫻花鉤吻鮭這種陸封型的鱒魚，竟然出現在亞熱帶的台灣，雪山山脈大甲溪支流司界蘭溪及附近溪流。[34][34]鹿野假設冰蝕地形形成的年代，又針對櫻花鉤吻鮭存在的事實，檢討古地理學的意義，並全面考察雪山山脈動物的垂直分佈。

像鹿野這樣，親自到野外奔走，調查台灣的地形、地質，又採集哺乳類、昆蟲類、鳥類、兩棲類、爬蟲類及魚類，全面考察台灣動物地理學，真的是非常少有。

第七章〈飛魚與漁舟──雅美族物質文明〉，敘述1934年下半年，鹿野應台灣總督府之邀，擔任警務局理蕃課和警務課的囑託（約聘的調查、編審），有津貼，且不用天天上班，對鹿野來說是個好工作，以前為了入山，常得費盡唇舌甚至偷跑，現在則可隨時進出。

從此鹿野幾乎每年往紅頭嶼跑，從高校時期算起，他總共去了10次。紅頭嶼確實是個特殊的地方，除了生物相與台灣島的差異之外，不同於台灣各原住民族，雅美族仍然是純粹的單一種族，屬於巴丹文化，但是近代，巴丹群島[35][35]受到西班牙文化及美國文化入侵，導致傳統文化式微，反而紅頭嶼保留非常多的巴丹文化；另外，紅頭嶼幾乎與鄰近的台灣島沒有任何接觸，等於沒有受到任何外來文化影響，所以台灣總督府也對雅美族採用隔離的方式來統治，與對台灣原住民的「教化」方式截然不同。[36][36]

接著作者介紹雅美族的社會制度、財產繼承、宗教生活靈魂信仰、口傳歷史、語言、曆法。[37][37]

1937年6月到10月，鹿野長期停留在紅頭嶼調查飛魚捕撈的民俗，為了實地觀察，他還請求雅美朋友讓他乘坐大型漁舟出海，雅美人同意，而這是之前沒有過的事情。

接著作者對漁舟做較詳盡的介紹。8月時，有新漁舟的下水儀式，鹿野還請國分直一趕緊過來。整個過程，鹿野用文章記錄下來。

後來，在《台灣原住民圖譜‧雅美族篇》的卷頭語，鹿野寫著：「我非常感謝雅美族朋友，今日仍保存著優秀的造船技術與船祭，讓我仔細地觀察。同時，我願意讚美他們，雖然沒有族長制度，但是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保存著自古以來他們祖先所傳下的和平秩序，願上蒼保佑這些愛好和平的雅美族，讓他們永遠過著如此安詳，如此充實的，有尊嚴的獨立生活！」

第八章〈軍靴響亮的步伐聲中〉，敘述日本軍部逐漸擴張，幾位學術上的重要人物遭受逮捕，在這個研究經費不可能寬裕的時候，鹿野能對紅頭嶼做長時間的調查，是因為受到日本銀行總裁兼民俗學家涉澤敬三的資助，涉澤自己設立了Attic博物館。

1937年3月，鹿野去大武山進行排灣族民族誌調查，拍了兩千多張相片，為未來打算出版的《台灣原住民圖譜》做準備；此外，6月去紅頭嶼（前一章提及）。1938年，他在東京人類學會發表他的民族誌研究成果，得到東京帝大人類學教室主任的賞識，鹿野也常去上人類學教室的課，這引起地理學科的主任不快，因為這些因素，導致鹿野的學位申請被耽擱，1941年鹿野才從京都帝大拿到理學博士學位。論文後來由Attic博物館出版，《次高山彙動物地理學研究》。

1940年，因為相親，鹿野與丹那靜子結婚。

這陣子，身邊的一些研究伙伴，有人接到徵召令，鹿野感到戰雲密佈的情形下，不能兼顧博物學和民俗學，所以1940年起不再撰寫昆蟲學論文，且要把生物地理學論文做一總結，然後往民族學、先史學（考古學）發展。趁這個機會，將攀登台灣中部山岳的紀錄，集結成《山雲蕃人》一書（1941年）。

1941年，鹿野又去紅頭嶼，這是他最後一次到紅頭嶼。8月，他調查鄒族、布農族的石器用法和陶器的製造。

這一年底，日本偷襲珍珠港，發動了太平洋戰爭。

第九章〈鹿野忠雄在馬尼拉〉，敘述1942年6月，鹿野收到陸軍省派令，以陸軍囑託身分前往菲律賓，任務是馬尼拉各學術機構的整頓工作。這時，日本剛在南洋各地攻城掠地，佔領地的學術機構突然喪失管理者，開始有搶奪文化財的情形發生，軍方考慮到這些問題，於是派了不少專家學者來管理這些植物園、博物館等。鹿野於7月到菲律賓，停留到第二年3月。

在此之前，菲律賓大學的德裔美籍教授貝雅(Henry Otley Beyer)長年在菲律賓各地蒐集標本、民族學等資料，有極高的學術價值。鹿野到馬尼拉後，想先向這位考古學、民族學權威做禮貌性拜訪，卻發現他已被日軍視為「敵性國民」而被關起來。於是，鹿野向軍部交涉，軟硬兼施，才讓軍部釋放貝雅。在那時與軍方作對，是很危險的。

為了和紅頭嶼的資料做比較，鹿野很想去巴丹島，可惜當時菲律賓游擊隊橫行，軍方禁止日本軍民自由旅行，他只好訪問來馬尼拉謀生的巴丹島人，鹿野比較他們與雅美人的長相、動植物名稱，並告訴巴丹人雅美族的情形。「他們彼此交談，聽得出是很像雅美語沒有錯，我可以瞭解一半。...我忽然恍如坐在紅頭嶼雅美族的涼亭上，傾聽著雅美族在講話一般。」

當時，馬尼拉一片承平，但是即將戰爭的陰影一直存在。9月，貝雅教授拜訪鹿野，商量如何保護收藏菲律賓大學的標本問題，他們計畫要疏散這些標本，但是不能有公開行動，以免刺激軍方。

1943年2月到3月，回去日本前的時間，鹿野全部時間花在和貝雅教授討論問題，他把台灣出土的考古遺物向貝雅說明，並向貝雅提出他對紅頭嶼文化習俗的意見，請貝雅批評指教，貝雅則提出菲律賓這邊關於巴丹島、紅頭嶼的相對資料，令鹿野大開眼界，讓鹿野的思考模式有了很大的進展。

第十章〈台灣歷史民族學〉，敘述鹿野1943年3月回到東京Attic，已經改稱「常民文化研究所」。在拓殖協會，鹿野花更多時間研究台灣原住民，在常民文化研究所，則以研究員身份繼續編寫《台灣原住民族圖譜》，鹿野想改用英文出版，也許是受到貝雅教授的影響，不過這與當時日本的國策不合，做這樣的事需要勇氣。

11月東京市民開始疏散，而鹿野早在6月時開始疏散他的圖書、資料，以避免戰火的侵襲。疏散到鄉下後，鹿野趕工寫論文，《台灣原住民族圖譜》第一卷雅美篇終於完稿。

1943年10月，日本開始徵召大學生與教師入伍訓練，因為鹿野隨時會收到召集令，所以他瘋狂寫作，而那時紙張的管制非常嚴格，出版並不容易。鹿野整理的東西，主要是歷史民族學（民族考古學）方面。

書中接著介紹日本時代台灣考古遺址的調查情形，從1896鳥居龍藏找到圓山貝塚，1897在紅頭嶼找到石器；之後，森丑之助發現了許多遺址，包括東海岸的巨石文化；鹿野來台灣讀高等學校時，除了登山、採集標本，也發現了一些先史遺跡；1928年台北帝大成立，土俗人種學教室的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則做了許多遺址調查及發掘，包括墾丁石棺遺址、蘇澳新城石棺遺址、埔里烏牛欄大碼璘石棺遺址...等，後來太平洋戰爭，研究調查才受挫。

不過鹿野建立的方法論，是將民族學所得的知識結合考古學資料來加以推論。當時，很多遺物尚未出土，科學的年代測定法也還沒開發出來，只能用有限的資料做比較研究。鹿野把台灣先史時代設定為七個文化層：(1) 繩紋陶器文化層，(2) 網紋陶器文化層，(3) 黑陶文化層，(4) 有段石斧文化層，(5) 原東山文化層，(6) 巨石文化層，(7) 菲律賓鐵器文化層。其中，(1)到(4)與中國華南有關，(5)和(6)與中南半島有關，(7) 由菲律賓傳來。雖然只是假說，但對終戰後台灣考古文化層的研究有極大的影響。

此外，鹿野從他發現高山冰蝕作用的存在以及貝雅教授所出示的菲律賓舊石器時代遺物，推測台灣應該有舊石器時代遺物。戰後的考古學研究也證實了這點。

另外，當初土俗人種學教室對於台灣原住民的來源，以南方島嶼系統為主，但是鹿野則提出台灣本島的原住民族移入台灣時，並非經由南方島嶼，而是直接從中國移入。

台灣考古時代文化序列和原住民文化史這兩點，是鹿野對學術界非常大的貢獻。

第十一章〈前往戰火中的北婆羅洲〉，敘述1944年3月，陸軍省派鹿野去北婆羅洲調查當地的民族。此時太平洋戰爭已趨慘烈，日本國內民生物資也非常缺乏，使他必須為養家而奔走；此外，鹿野還惦記著要出版他的研究成果，在出發前，鹿野日以繼夜趕工寫論文，臨出發前，把寫在幾本大學筆記本中的論文原稿和照片，這些是《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第二卷的材料，另外還有七大行李箱的資料，將是《台灣原住民圖譜》續篇的材料，他交代太太靜子要好好守住這些資料，萬一不能生還，就想辦法出版。

當時戰局已對日本不利。7月鹿野搭專機，輾轉經過台灣、菲律賓，於8月中旬到達北婆羅洲。而隨同他前往北婆羅洲的助手金子總平10月上旬到達，畫家井波良則卻葬身大海。

接著書中簡要介紹日軍在南洋這一帶的情況，並介紹北婆羅洲。

第十二章〈緊迫情勢下的民族調查〉，提到1944年10月接到陸軍給鹿野的出差令，要他調查軍事補給線周邊原住民的動向，為期60天。接著，書中介紹日本佔領北婆羅洲後的情形。作者對鹿野在北婆羅洲的行蹤，主要是透過鹿野的家書以及某些當事人的轉述。

第十三章〈死亡行軍與失蹤消息〉，敘述1945年鹿野的行蹤，鹿野有幾次接近北婆羅洲最高峰：京那峇魯山(4101公尺)，但局勢並不允許他攀登。另外，這裡的日軍在1月時，收到一道奇怪的作戰命令：調防，東南邊的斗湖與東北邊的山打根的主力部隊，要調防到西邊的亞庇港。因為四周海域已經在英澳聯軍的控制，所以得採陸路，要穿越熱帶叢林，糧食不足、疫情、疲勞、淋雨、...經過這樣的行軍，兵力已經損耗一半。鹿野在調查的路上，可能也目睹了悲慘的死亡行軍。

4月，鹿野他們從山打根回到拉腦（靠近西側）待命，這時司令部已經遷到南方安全地帶，鹿野接不到出差令，無法繼續調查。4月25日，拉腦被聯軍攻擊，日本守備軍撤到叢林裡，鹿野離開拉腦，穿越克羅卡山脈到亞庇。亞庇也被轟炸，於是他們又翻過克羅卡山脈回來，7月10日返回丹布南（拉腦南方）。

6月，聯軍開始猛攻島上日本守軍，在沙蓬的軍司令部向鹿野和金子發出緊急召集令，但是他們在7月10日回到丹布南之前都不知道。他們邊整理資料邊休息，7月15日帶著隨行的三個原住民從丹布南出發要去沙蓬。最後接待他的，是丹布南的司政官田崎浩雄。之後，鹿野他們就失去蹤跡了。

第十四章〈悲劇〉，簡要介紹終戰後北婆羅洲的情形，因為傳遞訊息不易，有的地方甚至到9月底才知道終戰的消息。這一章作者用推理小說的描寫方式，推測鹿野可能的情形，例如進入原住民部落當起一名酋長、遇到原住民叛亂而死亡、被游擊隊發現而遭遇不測、...

作者後來從國分直一那裡得知鹿野的死因，可能是被日本憲兵用棍棒打死的，這是1961年國分直一在夏威夷參加第十屆太平洋學術會議時所聽來的消息。作者試圖要追查這個消息來源，可惜許多當事人都已辭世，包括貝雅教授、英國民族學者哈里遜博士等人。作者推斷，可能是哈里遜1952年在北婆羅洲，從目擊鹿野死亡的原住民那裡聽到的事實真相。

作者引述國分直一一段懷念鹿野的話：「假如星星是靈魂的眼睛，那麼雅美人看到的是無數的眼睛在夜空眨眼。照雅美族的想法地上的人死後他們的靈魂都升天，變成了閃耀的星星，好像鑲嵌於天上的無數眼睛。...鹿野博士去世以後希望這個島上的住民永遠不受外界干擾而改變的鹿野博士也在婆羅洲變成一顆星，他是雅美族朋友每天晚上所看的繁星之一。」作者還說：「又過了很多年以後國分直一重訪紅頭嶼。在島上的雅美族纏著他不斷地問：『Sikanosan現在怎麼樣？』國分先生不忍心告訴這些天真無邪的雅美朋友鹿野已經死了。假如他們得知他們最重要的這位朋友已失蹤多年，再也不會回來的話他們一定會茫然若失的。」

 

闔上書本，靜靜地回想書中所描述的種種，我們會有什麼樣的想法？感嘆他的早逝，否則定能在學術界綻放光芒？懊悔作者查出鹿野的死因，使他的神秘失蹤變成殘酷的結局？感嘆他處在戰爭的時局，使他許多的調查計畫受阻，讓我們失去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待台灣的原住民族以及自然地理、史前文明？...

檢視鹿野短短38年對台灣學術界的貢獻，無論是民族學、考古學、動物學、生物地理學、昆蟲學、...等，都留下可觀的資料，尤其是在那樣的時代環境下，更顯得難能可貴。身為台灣人的我們，也許應該感到汗顏。

學術的東西太專業，並非我們可以任意批判對錯，不過，且讓我們一項一項來檢視鹿野所提出的東西。

昆蟲學、動物學、植物學，鹿野因為熱中於採集標本，除了一般的地區，他還出入於治安狀況尚未穩定、由原住民部落盤據的高山地區，所以採集到的標本就很可觀，加上他努力查閱文獻，並認真探討物種的來源，因此不僅記錄了許多新種，還旁徵博引，發展出生物地理學。

關於生物地理學，鹿野的貢獻正是根據所採集到的標本做比較，將華萊士線向北延伸到台灣和蘭嶼、綠島之間。華萊士線劃定時，自然學者所提出的資料還不足以探討台灣與蘭嶼、綠島之間的情形，鹿野將這條線劃出來，為這個地理區域做更清楚的釐清（再往北已經沒有意義）也為這部分的研究劃下完美的句點。

至於冰河遺跡的問題，更是重要的學術發現與貢獻，發現的前提是必須身體力行，親自前往現場觀看，光是這點，就是許多學者所不能及，甚至包括終戰後的學者，也欠缺這樣的努力。從1926年到1934年，共有8次，鹿野實地調查雪山一帶的稜脈，共找到了34個圈谷，並對這些圈谷做非常詳盡的描述，包括地理位置、形狀、證據，並附上許多相片。除了雪山山脈，他也在南湖大山一帶，發現了12個圈谷；在玉山、秀姑巒山附近也發現一些。當初日本對於台灣是否有冰河遺跡一事，就有論戰，鹿野則能提出很多有力的證據。終戰後，這個問題仍然懸而未決，地質學者林朝棨對於冰河遺跡一筆帶過，並沒有詳細說明鹿野所提出的證據，中央地質調查所的學者持反對立場，楊南郡對此有所批評：「我們知道今日的台灣學界，不肯承認台灣曾經有冰河發生，一方面是因為本地學者不座高山的長期性追蹤研究，另一方面我們也很少見到這些學者能夠像早期的學者，親自往高山去涉險調查。」而最近台大地理系、成大地球科學系、中國北京大學地理系的研究人員循著鹿野論述中的部分路線，找到地形、地質的證據證明確實有冰河存在。[38][38]

除了圈谷，鹿野在玉山東峰頂發現漣痕(ripple mark)，這種海底才有的現象出現在海拔3,940公尺的高山上，充分證明台灣劇烈的造山運動。

關於民族學方面，他對雅美族做非常詳盡的調查，尤其能取得族人的信任登上漁舟一起出海，更說明他參與觀察的角色扮演得很成功，其他族群也都有他的足跡；只可惜許多珍貴的資料後來沒能留下。

至於考古學方面，鹿野將台灣史前時代分為七個文化層，這對學界的貢獻很大，而他能有這樣的視野，應該與他在生物地理學方面的論點有所關連。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鹿野採集物種的標本，都會順便記錄當地人對此物種的稱呼。事實上，日本人留下的文獻資料，只要是蒐集到的名稱，無論是哪一族群的語言，都會標音記錄下來，同一物種不同地區可能會有不同名稱，有時同一名稱代表不同物種，然而這些俗名是最貼近人民的。終戰後，華語成為台灣的官方語言，物種的俗名一併被忽略了，絕大部分的圖鑑，不再提到俗名或是列出俗明確不標音以致不知如何讀，這些華語名稱也許適合做研究用，但是卻與民眾疏遠，非常要不得。[39][39]

目前學術的發展，跨科整合是一個趨勢，這需要兩邊人才的參與。鹿野在那時候，能跨越這麼多學科，而且還能獨力完成，這些都非常值得推崇。

鹿野的時代，日本軍國主義的盛行多少阻礙他在學術上的發展，甚至阻斷了他的生命，戰爭也使許多珍貴的標本、遺物散失。而終戰後，台灣也歷經了一段白色恐怖期，在反共、統一的政治口號與氛圍中，考古的成果必須想盡辦法與中國扯上牽連，對台灣本土相關的研究毫不重視甚至被扣帽子，在在都扼殺了許多學術的發展。戰爭的殘酷，讓鹿野的夢想不得不中斷，終戰後的台灣政治現實，又強硬地切斷某些追求學術的渴望。這些，常令人覺得無可奈何。

本書作者最大的貢獻，在於將鹿野的點點滴滴串連起來，尤其離鹿野失蹤已超過40年，這樣的建構工作必定異常艱辛；尤其能對失蹤的謎題，經過抽絲剝繭、四處探求真相，雖然讓我們這一點華麗浪漫的幻想破滅，但作者的努力仍然值得肯定。

作者是日本人，而鹿野的研究重心是台灣，還跨越這麼多領域，可見作者也必須很努力來學習台灣相關的背景知識，在書中，我們也確實看到了這一點。

譯註者是曾經受過日本教育的台灣人，又對台灣高山的探勘有不少貢獻，他的譯註，適足以多少彌補作者背景的不足。鹿野在台灣